走在吉隆坡街道上,不難發現一些主要道路其實是以華人人名為路名,除了葉亞來、葉觀盛、陳禎祿等史書上較常提及的人物,其他路牌上的人名,你又知道他是誰嗎?
「這些路牌上的人,我們只知道他是華人,但不知道他是誰,做過什麼,所以我想記錄下來,畢竟這些人都曾經為這個社會或華社做出貢獻。」今年60歲的蔡立豪是《吉隆坡華人路名地圖》的作者,也是花了超過10年時間在做路名研究的文史工作者。
文史工作者蔡立豪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做路名研究,如今終於推出《吉隆坡華人路名地圖》。雖然地圖以60條吉隆坡路名為題,但他說60條只是保守的算法,實際路名絕對超過60條。
來到蔡立豪的工作室,客廳擺上了一幅幾乎占滿客廳中央的地圖,那是他請印刷廠特別印製的大型地圖。他笑說,那是他以400多張截圖拼湊而成的地圖。「放大列印的話,看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一張張截圖。調整到自己要的大小、位置和清晰度後,截圖,再拼湊在一起,列印出來才能看得清楚。」除了大型地圖,工作室內也擺放了很多份地圖,從19世紀、20世紀初到獨立前,各個年代的吉隆坡地圖,都是他的參考資料。
「透過每個年代的地圖對比,可以看到吉隆坡的發展,以及路名的更動。可以看到它最早什麼時候出現,或什麼時候消失。」他一頁頁翻開地圖解釋,最早的華人路名街道位於老街,分別是葉亞來街、澳門街和福建街。葉亞來街是吉隆坡首個以華人命名的街道,最早的資料可追溯至1886年。敦陳禎祿路街(Jalan Tun Tan Cheng Lock)則是老街里出現得較遲的一條路。在1889年的地圖上可見,當時原址只是一條小溪,1893年改為往來火車總站及富都(Pudu)的鐵道,1919年改為「Foch Avenue」,直至2006年才正式被命名為敦陳禎祿路街。
工作室的客廳地上擺放著一張超大的地圖,那是蔡立豪一張張截屏,結合了超過400張截圖才完成的大型地圖。每每要找一些路,他會從這個大型地圖查看。 Advertisement
他笑說,做這項研究最好玩的地方,在於看著路名的變化,譬如尤瑞越路(Yew Swee Guat Street)原本只有一條街,後來在1933年及1938年各別有一條新路以他的姓氏和名字命名,成了如今的尤路(Jalan Yew )及現已更改為帝帝旺沙巷5(Lorong Titiwangsa 5)的瑞越路(Jalan Swee Guat)。他說,道路名稱在二戰之後,仍然保留著戰前的格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在1982年,帝帝旺沙(Titiwangsa)區有許多路名被更改,如今留下的華人路名已不多,其中一個便是陳占梅路(Jalan Chan Chin Mooi)。在這之後,直至1997年,吉隆坡的道路更動不大,與如今的面貌相似。
蔡立豪在訪問時拿出了一堆吉隆坡地圖,每一份都以年代區分,甚至是將其放大,分部分列印成一張張A4紙,裝訂在一起。他笑說,這些地圖都是他日積月累收集回來的「戰績」,慢慢才形成現在較為完整的資料庫。
再三比對資料 確認路牌上的人物
做路名研究,是一條漫長又寂寞的路,很多資料必須靠自己去摸索、探究,再對比各方資料,才能確認。某次蔡立豪受邀為麻坡中化中學編百年圖片輯,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啟發了他在會館、學校及社團的刊物著手的念頭,從中找到一些資料,確認了一些人物的身份。「在這裡確實能找到一些資料,但也有不少資料是一模一樣的,所以無從考究到底是對還是錯,只能再對比報刊或國家檔案局的資料。」
1960年代「老北塞」風貌,左邊稱為澳門街,右邊則是福建街;分界堤上的鐘樓是1937年紀念英皇喬治六世加冕慶典所建。插畫:黃妙彬
蔡立豪主要的資料來源有三種,分別是地圖、剪報和刊物。除了比對不同年代的地圖,早年的報刊的報導也是他主要的資料來源,包括《益群報》、《新中國報》、《南僑》、《叻報》等。在翻閱舊報刊查看路名資料時,他也找到一些有趣的發現,如方言路名、路名名稱不統一等。他指著其中一篇舊剪報問記者,是否知道這裡的「老北塞」指的是什麼地方?原來這個地方名稱是「老巴剎」的另一個稱呼,是當地福建人用福建話直接翻譯過來的叫法,而那個年代不同籍貫的記者,也會在報道中以自家的方便來稱呼一個地方。
不過,這些彈性的報導方式,就大大增添了他做路名資料收集的難度。他笑說,原本自己在一個大型遊行活動報道中找到許多路名,以為自己已經成功找到那些路的對應名稱,後來才發現不過是空歡喜一場。因記者們會用自家的方言來稱呼地名,因此並不準確。譬如節士路其實是Church Street、哥樂路是Cross Street等稱呼,皆是粵語音譯。
除了地圖和剪報,蔡立豪在受邀為母校編輯百年圖輯時受到啟發,將學校、社團、會館等刊物納入資料採集的範圍,從中找到不少名人事跡。圖為他在做資料收集時的參考刊物,每一本書內都貼有便利貼做資料記號。
「盧有水(Law Yew Swee)就是其中一位不容易找的人,當時一度以為路牌上的人不是他。」蔡立豪指出,當時手上的資料都指向盧有水,但後來在翻查一本介紹馬來亞20世紀的英文書籍時,發現裡面寫的事跡與他在中文報看到的似乎毫無關聯,讓他一度開始懷疑自己的推測是否正確。直至後來找到盧有水被冊封為市議員的報導,對照了中英文報刊後,才確認是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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