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花旗銀行的一份報告推算,2021年香港有43萬4000人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千萬富翁,占了全港相關年齡人口約7.4%,意味著每13個港人就有一位千萬富豪。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越來越多的貧窮人口。
根據《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65萬人,貧窮率高達23.6%,為2009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
換句話說,每四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是窮人。
註:2020年香港的貧窮線為一人家庭月收入少於4400港元(約780新元)、兩人家庭少於9500港元(約1680新元)、四人家庭少於2萬零800港元(約3680新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記錄的165萬貧窮人口,較2009年的135萬人增長了22%,顯見香港的貧窮問題愈來愈嚴重。
1997年,香港頂層10%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是底層的17倍。
但到了2021年,兩者之間的差距卻已達40倍之多。
更令人擔心的是,頂層10%家庭月收入中位數較1997年多了71%,達到12萬零800港元。但底層10%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反倒縮水,比24年前少了29%,從4200港元跌至3000港元。
上述數據顯示,香港有錢人和窮人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
在疫情影響下,底層收入家庭更遭逢比其他階層家庭最大的打擊。
港媒《明報》將香港的家庭收入作成五等分後發現,最低層的住戶收入過去兩年累計下挫8.9%,反之最頂兩層的五等分住戶,其收入中位數卻分別僅微跌2.0%及0.6%,顯示收入兩極化的問題持續惡化。
究其原因,香港貧富懸殊的惡化可歸咎於三大因素:
一、全球化下的金融中心 香港在1980年代開始迎向全球化,經濟結構從製造業轉為側重非製造業領域,成為舉世聞名的金融中心。
大量財富開始集中金融、房地產和保險領域,不少製造相關行業員工只能轉而從事餐飲及清潔等低收入工作。
在香港經濟轉型下,從事藍領工作的港人與金融等白領工作者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導致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過去兩年,疫情的來襲更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現象。
據香港統計處數據,儘管香港在職人士的就業收入中位數過去兩年累計上漲8%,但底層家庭在職人士的就業薪資,卻大幅縮減29%。
換句話說,港人得不吃不喝23.2年才能買得起一間房子。
在房價不斷飛漲的年代,擁有房產的人身家膨脹。
與此同時,買不起房產的人非但無法從水漲船高的房價中獲利,甚至還得面對更高的租金及物價。
如此惡性循環,加劇了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狀況。
港媒《香港01》引述當局的數據報道說,2021年有近23萬港人住在「劏房」。
所謂「劏房」,指的是將住宅單位分割成數個更小的單位出租的房子。
由於香港房屋供不應求,不少基層市民只能暫時租住又貴又小的劏房,以等待分配公屋。
截至2021年底,申請公屋者的平均等候時間已長達6.1年。
由於香港多年來奉行「小政府」原則,以最小的力道干預市場,社會不平等問題日益惡化。
從稅務角度來看,香港對高收入群體一律採取低至15%的標準稅率,使港府在財政上沒有太多餘裕進行財富重分配。
貧困家庭在房屋及醫療方面處於弱勢,也無法妥善負擔家中小孩的電腦、網絡、補習等各種教育相關費用,致使社會流動進一步僵化。
無論貧困群體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取得足夠資源來改善生活,更遑論在社會階層中更上一層樓。
在這種惡性循環下,低收入者和他們的後代幾乎沒有辦法擺脫貧困的循環。
根據2016年的官方數據,香港每五年公布一次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0.539。用來衡量貧富差距水平的基尼係數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
過去50年,香港的基尼係數扶搖直上,從1971年的0.430一路飆升至2016年的0.539。
外界也普遍預測,隨著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惡化,今年即將公布的最新基尼係數將再創新高。
國際上一般將0.4作為「警戒線」。一旦超過這條「警戒線」,貧富兩極的分化就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導致社會動盪。
一般來說,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意味著收入差距懸殊。
即使經過港府各種稅務及福利轉移後,2016年的基尼係數仍高達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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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與之相比,同為區域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在2021年為0.444,較2019和2020年的0.452來得低。同時,納入各項政府轉移後,我國的2021年基尼係數進一步下滑至 0.386。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即將卸任,續任者李家超如何處理這項燙手山芋,備受外界注目。
這些意見認為,港府須改變「小政府」思維,加強基層的教育支援和醫療服務,更精準地投放社會福利。
困擾香港多時的房屋問題,亦有賴港府積極介入,下重手解決。
《香港01》撰文指出,港府應考慮效仿德國和瑞典等地,透過高稅收維持較慷慨的福利制度,藉以減低社會不平等;或學習新加坡模式,一方面採取企業低稅制,但向國民抽取較高的稅收和社會保險,以注入醫療系統和退休金制度。
《南華早報》則引述社會服務領域人士的建議,強調香港應改革過度依賴金融、旅遊和物流業的經濟架構,發展其他更多附加產值的行業,以為港人提供更多高收入工作。
不過上述介入措施,無疑將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何在縮小貧富差距和維持金融中心地位間取得平衡,毫無疑問將是香港新任政府的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