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張保仔緣何與布賴扯上關係？筆者曾三度走訪布賴，發現老一輩村民對張保仔率眾到過布賴深信不疑。始作俑者是英國歷史學者Stanley Musgrave Middlebrook，1921年他加入馬來亞英殖民政府服務，1933年發表一篇布賴華民聚落的歷史，提到欲探尋這個聚落的起源是不可能任務，但又稱一則流傳的故事稱200年前一名客家大佬Chong Poh Chai，是以香港為基地的聲名狼藉海盜，在受到清廷通緝即率眾逃到馬來亞東海岸，最終並沿著河流來到布賴發現金礦，就地建立一座中國式的農村落腳。能說一口流利粵語的Middlebrook特地以中文註明此人為「莊寶仔」。
顯然，Middlebrook的資料出自時任布賴華人甲必丹的口述。根據Middlebrook來馬時間點推斷，他見到的應是吉蘭丹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劉晉福（又稱劉進福或劉清福），任期從1918年至1934年。Middlebrook對張保仔的描述就這寥寥數句，最終加上一句：這故事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話雖如此，因為Middlebrook提到了張保仔（雖註明為莊寶仔），後來的學者或研究者多依循他的說法，比方 1948年Victor Purcell的The Chinese in Malaya，不過Purcell把張保仔寫成Chong Pah Chai，而其1950年的中文版則寫成「張伯才」而非張保仔。
黃堯1967年《馬星華人志》更進一步，直稱「吉蘭丹第一位華人甲必丹，就是有名的海寇張保仔」，並指「張伯才」乃音譯張保仔之誤。此後，不少描述到布賴的資料，諸如1951年英文《海峽時報》，不是把張保仔視為開拓布賴的先驅，就是把張保仔當作吉蘭丹首位華人甲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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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至1979年，美國女學者Sharon A. Carstens（中文名柯雪潤）到布賴考察研究一年，她認為張保仔來過馬來亞不太可能，因為張保仔海盜頭子的生涯很短暫。根據記載，從1807年接管鄭一遺下的紅旗幫，至1810年率眾歸順清廷，張保仔活躍的年份僅僅四年，1822年卒於澎湖。
依照Middlebrook的描述，Chong Poh Chai是客家大佬，然而張保仔是廣東新會人，新會雖有客家人卻為數不多，Chong Poh Chai會不會另有其人？若非張保仔而是「張伯才」，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張伯才也是海盜之一，至於屬紅旗幫、黑旗幫或什麼海盜團伙就無人知曉了，反正逃來布賴發現金礦便留下了？資深文史工作者劉崇漢告知， 40年前在水月宮看到手抄禱文，裡面提及開基先輩張伯才的名字，故認為Chong Poh Chai或Chong Pah Chai實乃張伯才而非張保仔。
話說回來，布賴的開發確實與金礦有關，布賴水月宮的禱文也把布賴喚作「金山」。在馬來文里，Pulai是一種喬木，以Pulai作為地名並不罕見，比較出名的除了吉蘭丹的布賴，還有柔佛的Pulai（蒲萊），以及霹靂怡保的Simpang Pulai（新邦波賴或簡稱波賴）。在喚作布賴之前，Pulai也曾被稱布萊、普萊、波萊、波賴甚至蒲萊，許是由於波賴及蒲萊與他州Pulai中文地名撞名，加上以前檳城北賴的Prai亦曾喚作布萊，所以吉蘭丹Pulai就選擇布賴為中文地名了。
都說布賴是馬來半島最早的華民聚落，但布賴開發的年代與水月宮始建於何年，至今仍無定論。若根據20世紀初Middlebrook的說法，Chong Poh Chai來到開發布賴頂多僅300年。水月宮收藏七個據稱傳自明代的檀香爐，爐底依稀可見「大明宣德年制」字樣，所謂宣德年間即1426年至1435年，若屬實布賴歷史已有近800年了！
然而，不少學者對此抱有疑慮，在地研究的柯雪潤便發現，從布賴人家裡的祖先祭壇可印證，80%布賴人頂多只傳了四代至六代；劉崇漢也以林道乾在北大年時代已有零星華民移入布賴採金，只能說明布賴華民聚落至少有400多年。
生活在囂鬧都市的現代人視角，簡樸的布賴無疑是個世外桃源，但在四五百年前布賴卻是蠻荒之地，何以華民萬水千山跋涉來到這裡？一句話，他們都是被布賴的金礦吸引而來。柯雪潤便提及一則傳說，有華民在吉蘭丹河口水裡嘗到「金」的滋味，便逆河而上，果然在牙拉士河（Sungai Galas）流域發現遍地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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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還有一說，最初是由原住民把發現的金塊帶到吉蘭丹河口，華民獲知後一傳十，十傳百，傳回了中國，此後華南先民接踵而至，往河邊淘，往山里挖。20年前筆者首度走訪布賴，仍可在山林之中見到昔日遺留採金搭建的金山溝。
水月宮旁便是牙拉士河，流經的河水似乎仍映出昔年那些金光閃閃的歲月，以及布賴古往今來的興盛與衰落。布賴的金礦比較分散，採金並非大規模進行，而是組成小集團各踞山頭開採，據說採金集團一度多達20多個，鼎盛時期華民高達4000之眾。根據父老告知，布賴初期華民各種方言群都有，直至18世紀、19世紀後始以客家人為主，最終形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客家村，本地客家人至今仍把布賴喚作「呀喇頂」或「金山呀喇頂」，即Sungai Galas之頂。
豐富金礦容易招致利益衝突。1907年英國駐暹羅吉蘭丹顧問Walter Armstrong Graham，記述了一段駭人聽聞的衝突，由於採金者不滿蘇丹兄弟抽取黃金重稅，導致他在布賴與採金者衝突被殺害，其子後來興兵圍剿血洗布賴，血流成河，屍臭味散發一英里。據稱有千餘村民慘遭屠殺，只有少數人逃出布賴。多年之後，劫後餘生的採金者才敢回到布賴重新開採。
Middlebrook也記述另外一段衝突，約莫200年前（18世紀初），從彭亨來了100名由高州人與廣西人組成的「彭家幫」，前來布賴踞地採金，卻趁機綁架了一些布賴女子，布賴村民群起對抗，經過十日戰鬥，布賴村民勝利，驅走了彭家幫。還有一次是布賴村民反擊前來綁架女子的原住民。
英殖民緊急狀態時，布賴再有一次劫難，由於時任村長被馬共殺害，所有布賴村民被懲罰遷至登嘉樓，在瓜拉登嘉樓以北十多英里組建了蒲賴新村，官方地名Kampung Pulai Baru（新布賴之意）。村民在此地複製了第二座水月宮，1960年緊急狀態結束後，幾乎所有村民包括水月宮諸神像遷返布賴，蒲萊新村僅剩下十多戶人家。湮遠的傳奇，採金的歲月，血腥的抗爭，苦澀的歷史，這些那些匯成了今日布賴的集體記憶。
雷子健 資深報人，已出版歷史紀實《誰殺了欽差大臣》、《誰救了手雷女郎》，以及地方小史《愛新村：雪州華人新村的美麗與哀愁》、《愛漁村：地圖上消失的海平線》、《沙登回眸：黑白年代的火紅記憶》等十多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