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黨副秘書長劉鎮東認為，首相拿督斯里安華有宛如我國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薩的機遇，此「機遇」就是這段時期恰逢國內外「重新洗牌」，無論是國民認同感及經濟上的重新洗牌，或是國際關係重新洗牌，大馬有很大的機會可以發揮力量來影響東南亞及其他國家。

劉鎮東說，如果安華可以完成團結政府的共同建國的話，很大程度可成為馬來西亞的「二次國父」。

他說，安華要完成這個使命，首先要讓人民相信這個國家是有前途、有未來的。

「政府、首相及人民要看到這個國家會是越來越好，無論是生活素質、經濟上、區域及國際影響力都向上提升，人民的生活更好，這些共同點可以慢慢形成一個馬來西亞的民族主義。」

他認為，安華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挑戰就是，如何結合所有人的力量贏得選舉、維持政府的這一套，再擴大至經濟政策，以確保小市民的生活更好，提高我國的技術、國民工資及出口貿易額，再加上文化影響力，全部串起來，以完成國民對整個國家的感受不一樣，這並非易事。

劉鎮東在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也提到，印尼就是一個例子，在印尼前總統佐科領導時，印尼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相信國家的未來會越來越好，而我國要如何做到這一點則是一個挑戰。

他說，我國如今有一點像70年代，當時歷經513、經濟風暴，當時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這是因當時面對二戰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這些嬰兒長大成年後，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當時政經分離，政府不介入經濟，政治及經濟都出現了危機。

他補充，在國際上，英國在1967年宣布1971年開始撤離蘇伊士運河的所有軍事布局，當時又有越戰及各種全球的政治挑戰，而我國在國父兼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時期，是比較傾靠英國，也相對親美，但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時代則調整了一些大方向，包括經濟、政治及外交上的調整。

其中，劉鎮東點出，在國內政治上，敦拉薩成立了一個擴大的聯合政府，除了聯盟之外，再把民政黨、伊黨及東馬多黨結合，成立了國陣，這進一步鞏固巫統的主導地位，其他政黨的話語權變小，但執政集團納入很多小黨。

他提到，真正衝擊到敦拉薩模式的政權（即國陣）是在1998年，即安華被革職，很多馬來中產階級不認同，但國陣在2018年才倒台，因此國陣模式是從1970年走到2018年，一共為48年。

劉鎮東說，現在回頭來想，某個程度上，大馬在2018年結束了一個經歷了很久的政治秩序，這個政權走到90年代時，時任首相敦馬哈迪談馬來西亞民族、談2020年宏願、 1992年大馬重奪湯杯時舉國歡騰的集體回憶，對非馬來人說，這個國家相對是可以接受的，而整個政府的論述，從提倡2020年宏願開始，至少有10多年，一直到時任巫青團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在2005年大會舉劍，大馬曾有10多年裡是多元種族、相對包容的。

「這個（敦拉薩）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其建立的底盤是一直可以走48年，直到被他的兒子（納吉）敗掉，整個是一代人的事情來的。」

他補充，在經濟上，對非馬來人來說，敦拉薩時代是對非馬來人是不利。因為，主要都在談馬來人；但馬來人推崇敦拉薩是到什麼程度呢？甚至是，（敦拉薩兒子拿督斯里）納吉當首相也有一部分是靠父蔭的。」

他說，敦拉薩從1970年當首相一直到納吉到2018年倒台，當中，此「父蔭」是可以跑50年，這是有原因的，因政府在70年代介入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給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馬來人。

「在70年代至80年代左右，是許多馬來人「富起來」的年代。很多馬來人當時從鄉村走出來變城市人，從城市人轉為中產階級，因此有一大半的馬來人對敦拉薩是感恩的，因那一代很多人有工作、房、有車，不到20年的時間完成人生夢想。」

此外，他也談到，敦拉薩另一個是在外交上。從比較親西方轉移到「不結盟」運動。

劉鎮東說，敦拉薩時代，促成馬中建交是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那就是美國總統訪華後，奠定的世界50年的格局。

他補充，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在1969年上台後，委任基辛格當國家安全顧問，當時面對的情況就是1948年二戰後，世界格局是西方國家對抗共產國家，而中國與蘇聯在60年代的關係並不好，而尼克森的想法就是只有拆散中國與蘇聯，就能享有一代人的和平，因拆散之後，蘇聯就沒有那麼多籌碼，但基於美國國內很多人盲目反共，於是尼克森很小心去推，最後是1971年7月，基辛格先訪華，來到了1972年則是尼克森訪華，奠定了50年的世界格局。

「當時有這麼一說，尼克森在北京的一個星期，奠定了世界50年的格局。」

他補充，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在1972年訪華，最後達成中日建交，而敦拉薩看到機會，所以在1974年完成了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建交，這某個程度上是國內的局勢與國際的局勢剛好有對接到，然後敦拉薩有領袖的格局，做重大的決定，因此馬來西亞成為東南亞第一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