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的角度看,佛教要立足於中國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本土化(中國化)。實則,中國的回族(信仰伊斯蘭的漢人穆斯林)也是把伊斯蘭與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結合,以適合中國的現實,也有稱之為「附儒現象」。
中國的佛教也談孝,如目連救母,甚至佛化的孝經及把佛教的五戒與中國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對應起來,如仁對應不殺生;義對應不偷不搶;禮對應不邪淫;智對應不飲酒;信對應不妄語。總而言之,自宋朝以來,中國的文人中有許多是認同三教同源說的,民眾就更不用說了。
進而言之,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也與這個本土化取向息息相關。反觀基督教本在17世紀便在中國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甚至得到皇帝的容納,可卻因羅馬教廷要禁止教徒敬天祭祖祭孔等而在1717年被禁止在中國傳教,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才被迫取消禁教。對中國與基督教言,是個雙輸的結局。
一直到1930年代羅馬教廷才允許教徒也實踐中國禮俗(這個爭議被稱為禮儀之爭),就大馬華族而言,一貫以來基督教徒並不多,如在1970年僅有3.5%是基督教徒,可到了2020年已升到9.5%,到了2010年更進一步升到11%,升速頗為可觀。在新加坡,這個升速更快。
大馬華族中,沙巴與砂拉越的華族有比西馬更高的基督教徒占比,這自有其歷史因由,如黃乃棠便是位新教徒,故砂拉越的基督教徒中也以新教徒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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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佛教信仰言,大馬華族的佛教信仰較傾向觀音信仰,而不是講大道理的佛教信仰。許多傳統的主要寺廟如青雲亭或巴生的觀音亭均以觀音為主神或配以其他具有實用功能的神如媽祖。這應與華族先輩南渡的高風險有關。
華人信仰多元複雜
畢竟18與19世紀初,遠渡南洋具有頗高風險且死亡率頗高。在這種情況下,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與媽祖就自然成了民眾祭拜的選擇對象。當然,觀世音會成為民眾最普遍的信仰對象還有其他原因,如求子願望。不少觀音信仰者也在初一與十五吃素或平時不吃牛肉,以示信仰之誠。只是,印度佛教與南傳佛教並不禁止吃肉,實則佛祖本身也吃肉。
吃素本是印度僧侶階層的習俗,而非佛教的教規。中國佛教徒也是在6世紀後因為皇帝頒布命令禁止僧侶吃肉喝酒才在中國逐漸形成一個慣例。
總而言之,多數大馬華族的信仰是多元複雜的,不能簡單地把多數華族歸類為佛教徒或道教徒。因此,人口調查中的資料只能說「僅供參考」。若要硬說多數華族是佛教徒,頂多也只能說是連字號佛教徒,即既信佛教也信其他多種多樣的神。真正名符其實知行合一的佛教徒僅是少數而不是83%。
孫和聲 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