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從碎片化到極化——馬來亞的民族主義運動

2022-04-25 緣分

早在21世紀初，馬來亞便出現政治覺醒的火苗，順著大環境的變化——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兩次世界大戰、印尼反荷運動、印度獨立運動、共產國際、中國內政等，以及英國當局的殖民政策（如移民條規的調整），促使在二戰前後，於各別族群掀起強度有別且互不相融的民族主義運動。

一般而言，馬來社會的政治覺醒可分為三大支系：親英國殖民者的右翼民族主義、奉行伊斯蘭價值觀的穆斯林民族主義，還有反英殖民者和傾向印尼的左翼民族主義。三個支系存在社會階層、地緣連結、教育背景的差異，不過，意識形態和左右光譜卻有一些相通之處。

舉例來說，左翼和右翼趨向世俗化的政策偏好，左翼分子和穆斯林民族主義者對英國當局心生不滿，而右翼保守派和伊斯蘭支系接納馬來蘇丹的宗教權威。惟，就如筆者在先前幾篇文章所論述般，三股勢力唯一共通點乃政治論述都跟非馬來人（華人）的存在一定關聯，這個因素也是促成1946年反馬來亞聯邦運動和巫統誕生的遠因所在。

按照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的研究，馬來亞華社傳統上一樣可以歸為三類，即，傾向英國、接受本土化和社經條件較優渥的海峽華人，心向中國、生活條件最不堪、集中在華南移民生活圈的親中派（包括支持國民黨或共產黨的華人），以及胥視情況選擇靠向其中一方的騎牆派。

跟馬來社會的情況一樣，三種類型的華人在個別的生活圈過活，鮮少有跨越階層的接觸。但是，如同王賡武的說法，雖然政治態度有別，華人社會並非處於全然的分裂狀態，有時候他們會在一些觸及整體權益的課題上找到共識，進而透過宗親會館、同業公會、商會等各種組織，採取集體性的政治行動向英國施壓。

印裔社會的部分更為多元，主要是因為印度本土既有的族群、宗教、語言、社會階層和文化差異就相當複雜，另外，種姓制度（castle）根植印度社會之中，群體分化和對立的歷史根源極深，而且還涉及不同社群從事不同職業的差異現象，造成馬來亞的印度移工和移民未能發展出類似馬來人、華人的民族主義論述，其進展也相對緩慢。若必須要對印裔社群的民族主義進行界定，那就是由鮑斯領導的左翼民族主義（反英、親日）和親英國的印度國大黨。

在馬來半島，不同族群不僅僅缺乏集體政治行動的動員基礎，族群內部也往往無法達成共識，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英國殖民者施行資本主義取向的政策有關，高度自由放任的結果導致特定群體掌握憑著特定優勢，較傾向從事特定工作，遂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圈子。

另一方面，英國不忘在三大族群栽培代理人，給予他們更大的發言權，允許這些社會菁英接觸行政事務，協助鞏固英國當局殖民統治。因此，英國在經濟上的自由化政策，加上行政方面有意為之的差別對待，令馬來亞政治態度的碎片化趨勢持續增強。

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二戰的爆發，馬來亞的政治氛圍也有所改變。經過日本三年八個月的占領，族群間的異質性被放大——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猜忌加深，而族群內部的異質性卻被縮小。各族首先從文化特質中尋找共鳴，組成鬆散的「民族」，向英殖民當局提訴求，逐漸從碎片化過渡為極化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底下，代理人的政治身份便直線上升，一來，他們是英殖民者最信任的群體，二來，他們是傳送各族訴求最有效的管道，三來，馬來官僚階層、海峽華人和印裔菁英都接受英語教育，生活文化相近，推崇英國的世界觀，具備互惠互信的基礎。鑒於這些前提，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的政治婚姻便在在這層關係上建立起來，並由三黨主導爭取國家獨立的運動。

各族群向各別政治菁英提訴求，交由政治菁英內部協商，然後產生「皆大歡喜」的政策，此種協和模式從1957年馬來亞獨立之後，運行不到13年便宣告崩盤，畢竟它依然沒有正面回應族群極化的問題，有「黑箱」嫌疑的內部協商甚至還加深族群之間的不信任感。

聯盟在1969年第三屆大選失去國會2/3優勢，東姑阿都拉曼於513事件後被迫辭去黨政職位。隨著拉薩上台，強推馬來化的新經濟政策，建構以巫統為重心的國陣，馬來西亞從此邁入新的政治單元。